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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70年，篡位后周的北宋王朝已经大有吞食天地的架势。在鲸吞小邦南平之后，又迅速攻灭了湖南的马楚与四川的后蜀两国。为了进一步完成对南唐势力的包围，岭南就成为了汴梁朝廷的新目标。随即，宋军依靠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闪电式进攻，迅速将占据当地的南汉势力击垮。
最终，两军在靠近南汉首都广州附近的马迳决战。北宋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几乎处处占得先机。对面的南汉却因自身政权的二元属性，活生生将自己的主场变成了可怕的客场。
两种模式
早期的北宋 就是五代政权的直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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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代各幕府式朝廷的继承者，北宋太祖赵匡胤的篡位在当时人看来也是一种家常便饭。毕竟，自朱温篡唐以来，除了有河东沙陀势力的后唐外，其余各朝都依靠内部叛乱得手。赵匡胤的发迹与成功，不过是在延续那个年代的“光荣传统”。
但也因为五代各政权的脆弱性，后期君主们都开始想方设法的加强中央集权力度。为了扭转晚唐以来的地方强势而中央鸡肋的局面，任何得势者都要用尽手段去削弱地方兵权。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边是将地方节度使的精锐部队拆分。除非任命新的将官去分享地方指挥权，还会定期抽调“多余”部队到京师服役。这样，那些由地方势力养成的能战之兵，就转眼成为了中央皇权脚下的禁卫。
陈桥兵变 也只是五代同类剧情的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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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汴梁城把控南北运河水利的枢纽位置，五代后期的中央军势力具有不错的快速反应水平。在中原农业还没有彻底破败的时期，供养规模没有超大的官僚体系，仍然不是让人捏把汗的问题。而运河本身也是确保朝廷向各地方抽取给养的输液管，进一步有利于皇帝多养军队。在地方上出现叛乱后，运河又转而成为了注射“镇定剂”的大针筒。
因此，北宋的赵家就从后周王朝手里获得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控系统。它的中央禁军由定期加入的地方强军来维持战斗力，再用这些人去压制各地方势力。只要地方节度使的原始生态没有被完全破坏殆尽，汴梁的中央就能继续抽取足够的养料与战斗力。这便是北宋初年，军队没有沦为后来那支鱼腩大队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可以获得数量有限但战力尚可的骑兵，还有众多训练水平合格的步兵。只要不是面对契丹这种异常凶悍的强敌，基本上都可以找方法应付自如。
运河体系是汴梁朝廷的生存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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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岭南立国的南汉就是在延续一种更为传统的统治模式。如同上一个千年里出现的南越王国，部分来自北方的移民团体形成了政治生态位的上层。大量的地方土司或大型群落，则以效忠的方式来拱卫头上的小中央。所以，就好似中原幕府需要依赖运河那样，南汉的宫廷控制区域也往往都集中在主要水系附近。在交通主干道之外的广大区域，还会有一些大型城镇构成的直属飞地。
由于岭南的多山地形，造成了各区域之间的破碎形态。所以南汉这样的二元架构，往往在资源汲取能力上不如地势平坦的中原。哪怕双方控制区域内的粮产水平一致，南汉也注定无法获得北宋所能拥有的海量资源。解决之道便是与地方土著搞好关系，并利用海路贸易来吸纳足量的贵重金属。但在政治水平不高的君主手里，这种平衡容易让位于非常短视的高压统治。结果造成地方对小中央的离心离德。
公元970年，当北宋兵临南汉边界时，以上两种统治模式都在按照各自的演化路径发展。由此产生的强弱对比，也直接决定了战争爆发的结果。
南汉的小朝廷 同样沿着水系建立直属统治
" 两种军队
宋朝的武力核心就是禁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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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与经济基础的结晶，北宋与南汉军队也有着差距巨大的两种样式。虽然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依靠吸纳地方精锐来拼凑自己的强力中央军，但终究是有天差地别的效果。
彼时的北宋禁军，在大体上还是一支五代军队。他们不再具有盛唐时期的机动野战能力，却在防守反击方面有着更多心得。由于弓弩手等远程部队的比例较大，他们往往需要寻找一个相对稳固的阵地，等待对方的主动进攻。无论对手是骑兵见长或是步兵更强，只要顶不住远射武器的集中打击，便会遭到精锐重步兵与骑兵的反冲击。强如契丹，都会遇到这样的惨败，其他地方势力就更不容易破解。
从五代开始 步兵中的弓弩手比例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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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军队也有自身的巨大缺陷。譬如因为远射部队的比例较高，限制了全军的野战机动能力与应变水平。若是对方能从两个方向上提供巨大压力，则精锐禁军也可能陷入混乱。好在放眼当时的各势力军队，基本没有人能做到以上水准。宋军也会在作战中，根据情况来尽可能的扬长避短。
与之对垒的南汉军队，就是由各类武装风格拼凑而成的一支部队。甚至可能因为作战地域不同，其内部士兵的组成来源也有巨大不同。这些地方土兵的忠诚度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南汉王庭的抵抗策略。小君主的个人财力多寡和威望高低，也直接关系到他能够聚拢多少部队出战。无论是善于使用弓箭的俚人或是作为重装步兵的獠人，以及岭南各地方领袖豢养的私人骑兵。
汉南军队是北方移民与岭南土著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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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南汉末代君主的刘鋹，却是一个威望不高又吝啬财产的人。他依靠控制首都广州的海运和先祖北上从马楚手里夺取的银矿，建立了比较高压的暴虐统治。这就让很多地方首领都离心离德，不愿意为他的小朝廷真心出力。这让刘鋹除了有限的城市驻军和以中央财力供养的部队外，很难募集更多的援助。
反过来，更是方便了宋军的南下战略。从汴梁赶来的客军，只需要沿着水系打下他的直属控制区，就足以将其彻底颠覆。而刘鋹则必须动用有限的兵力，北上援助那些属于自己的新占领区。经常在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上，进退失据。这种困扰，也在持续时间不长的战争中，不断困扰着南汉小朝廷。
宋军南下的途中 也往往依靠水师沿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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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宋军从巴蜀与荆湖的前进基地南下后，首先就要攻打五岭以南的富州与贺州。两地都不是南汉君主的直属区域，距离本国核心区域较远。刘鋹派来的援军，沿着水路快速北上。宋军主将潘美，已经在前线准备多年，深知扬长避短的重要性。所以下令全军后撤，引诱急躁的汉南军队来追击自己。因为战区离开宋军的前方基地较近而距离南汉的核心区域较远，所以宋军表现的更像主场作战。战术上，他们也考虑到自己远射部队较多的缘故，主动设下伏击阵地。
最终，沿着水路北上的南汉军队，在没有展开队形的情况下被击溃。数万的军队，有70%-80%的惨重伤亡。大将伍彦柔也被俘虏，并被潘美下令直接斩首。宋军再次返回贺州城下，发动大量民夫去填平了城外的壕沟。贺州城内的军民，自知孤悬广州以北太远，就只能就此投降。同时，也有地方派保存己方人力和财产安全的因素。
北宋军队在南平 后蜀与南汉的前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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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宋军又迅速攻克昭州与桂州，两地的南汉官吏都因为无法调动地方势力而被迫直接走人。一直到韶州，双方才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战役。但因为刘鋹已经考虑如何同汴梁媾和，所以对于增援的事情并不上心。倒是地方上的岭南武装，自行组织了对宋军的抵抗。通过各山头的联盟关系，凑出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并带来了不少宋人很少见到的战象。
潘美的策略依然是利用设防阵地固守，等待岭南军队的主动进攻。由于宋军的背后是帝国源源不断输入的补给，在后勤方面反而占有。岭南的军队则由各地方首领凑集，很难长时间消耗对峙。结果，南汉人将战象布置在前，重步兵与骑兵紧随身后，主动进攻宋军阵地。尽管每头战象配置的驭手、射手和步行护卫多达10人，却顶不住宋军大量弓弩的集中射击。受惊后发狂的巨兽，返身冲乱了己方的步兵队伍。潘美则下令军中的精锐骑兵出击，顺着战象踩踏形成的缺口去冲入敌军阵中。战前号称有10万人的岭南大军，就这样被几万宋军完败。
南汉国的战象与骑兵部队
" 决战马迳
沿着水路南下的宋朝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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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971年初，南汉的北部防线与西部土司区域都被宋军控制。刘鋹一面求和一面准备继续抵抗，同时还为自己跑路做了充分准备。他将大量的私人财产和美女都装上海船，准备在最后时刻出逃避难。结果，负责此事的太监和卫队却先走一步。万念俱灰的刘鋹，不得不再次准备最后一战。
不久，潘美的数万宋军已经快速抵达了距离广州不远的马迳。60000南汉军队出现，挡住了他们继续南下的步伐。此时宋军所面对的敌人，已经由大量土兵变成了南汉君主所控制城镇内的北方移民后裔和少量作为常备军供养的岭南土人。在吸取了之前两战的教训后，主将郭崇岳决定以一座小山为主阵地，构筑了有大量木栅的营垒和防御工事。潘美的宋军则与之隔河相望，同样在半山腰扎营观望。
马迳的战场就在广州城以北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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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个月的对峙与和谈，南汉军队的后勤问题又开始暴露出来。加之刘鋹的大量存款被偷，小朝廷财政也出现困难。于是，主场作战的南汉军队，犹如在客场作战一般艰难。潘美则经常出动从北方军镇带路的骑兵，发起小规模的挑衅与袭扰，搞得守军更加被动和士气低沉。
万不得已之下，南汉军主动走出阵地决战。但在庞大的部队完成沿河布置之前，宋军的重装部队就已经渡河冲到面前。面对这些北方沙坨系的精锐，以城市弩手和土人弓箭手为主的南汉军队，很快就失去了秩序。在搞定了少量将领的私人精锐后，宋军发起了对南汉溃兵的大肆追杀。逼的幸存者全部逃入后方的营地死战。宋军无法迅速攻克设防营地，选择火攻焚烧木栅，再次将对手的残兵逼出老巢。大将郭崇岳便死于乱军之中，南汉的军事力量也宣告全部报销。
宋军骑兵在野战中具有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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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宋军进抵广州郊外。刘鋹下令烧毁了南汉王宫，出来向潘美投降。此后，虽然还有西面的獠人叛乱，但整个岭南已被纳入宋朝版图。北宋一方面完成了对南唐的战略包围态势，一方面也获得了广州的海上贸易通道。
纵观这场短促的灭国战争，南汉从未以一个整体去抵御宋军的攻伐。作为北方后裔的刘氏小朝廷，最初以土人联盟领袖的姿态上位。但最终成为了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暴虐统治者，进而失去了地方派的全力支持。
北宋时期的广州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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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鋹最初还以五代时的争霸战争为蓝本，幻想宋军会暂时停下步伐和谈。但汴梁的幕府朝廷，从来都以吞食天地为己任。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完全依据实力强弱对比，而没有设定所谓的“底线”。南汉的脆弱统治结构，也就在这种压力面前，将缺点全部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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